调查研究 | 专题：走近新就业群体

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提升了市场配置生产与消费要素的效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这样的革命性进展也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多种形式的数字经济，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重塑了就业形态、社会角色、生产组织，甚至也正在重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社会治理形态。社会科学研究者借助扎实的实地调查，可以详细地描述新就业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揭示他们的困难与希望，并探讨个人的工作与生活融入更宏大社会体系的未来可能。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带来破坏与创造两种趋势。一方面，它替代原有的技术，冲击旧有的工作与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它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造就新的职业群体，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因此，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无论是出于生计所迫，还是主动投身其中尝试新的工作与生活，新就业群体都是顺应数智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改变的人群。骑手们每日穿梭于城镇的大街小巷，快速准确地将配送的物品递交到人们的手中，成为人们完成线上消费交易的最后一环，构成数智时代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拼图；网络主播借助数字通信技术，满足数字时代直播间受众的社交需求，提供情绪服务。这些工作岗位与工作内容都是全新的，他们的父辈未曾想象，反映出代际的变迁。个人面对宏大的时代转型，直面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一味地躲闪逃避与保守“躺平”，注定会被时代抛弃。新就业群体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为社会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消费服务，在提升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为自己获得收入的同时，也成为我们迈向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的先行者。

新就业群体在数字时代的先行者角色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相互交织，线上和线下活动紧密缠绕。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并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围绕消费者的工作与生活安排展开，工作时段不固定，工作时长延展范围大，工作场景与生活场景交织。街头巷尾既是骑手配送物品的路径，也是他们聊天社交、用餐休息的地方；网络直播的工作场所与时间就更为随意，自家的房间与旅行的路途，晨起睡前的时间与登山聊天的过程，都可以成为直播的场景。事实上，数字通信技术消解了信息传递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支撑着工作与生活的混杂与交织，让新就业群体在“线上工作”与“线上生活”之间能够轻松切换。因此，新就业群体往往也是“零工经济”与“灵活就业”的主角，对于他们而言，工作亦即生活。他们在线上工作，也生活在线上。

第二，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与数据相伴相生。数据是数智时代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与基础资源，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过程既为数据算法所控制，其本身也生产数据、使用数据，在与算法的互动中生活。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过程与数据的高效利用紧密相关，他们的工作分配、绩效评估、收入多少甚至职业发展都受算法影响。骑手的订单任务派送、行动路线选择、订单完成时限以及最终的绩效评估与报酬发放，都由平台算法根据数据决定；网络主播的工作节奏、人气热度、平台推送以及收益来源都在平台算法的掌握之下。尽管数据逻辑渗透到他们的整个劳动过程中，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深度融合，日常生活的高度不确定性还是给了他们灵活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可能。因此，无论是骑手还是网络主播，他们都在平台算法的间隙之处找到了各种劳动策略，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也努力构建自身的数字社会关系。由于其线上劳动的特殊属性，新就业群体对于服务对象在线上数字特征较为熟悉，但是与他们现实生活的环境则相对隔阂，他们善于建立数字社会关系，却并没有融入他们身处的现实社会生活。

第三，新就业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顿与希望，向我们展示了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前沿议题。首先，他们与平台之间具有不对等关系。由于数字经济的权属关系还没有定论，新就业群体在劳动过程中陷入非正式劳动合同关系，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其次，他们有与传统职业不同的工作焦虑与身份焦虑。“零工经济”的不确定性与数智时代快速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带来新就业群体对工作稳定性与前景的担忧，也带来自身在社会中身份归属的忧虑。最后，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感知更强。新就业群体往往就是网络一代，他们成长于数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对于数字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更为熟悉，也更熟知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新就业群体整体较为年轻，正处在人生的转折阶段，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技能，形成自己关于数智社会全新的认知与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正在开启自己的社会冒险历程。因此，他们渴望被社会所理解，渴望有着合理的社会身份，也渴望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自身。简言之，他们也是现实社会中的成员，也应该深度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

与其他传统的职业群体相比，新就业群体的工作与生活具有独特性。顺应他们的群体社会参与需求，将他们纳入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思路。事实上，已有的探索发现了新职业群体对于社会参与既有需求，也有提供独特贡献的可能。借助骑手来了解社区具体细致的空间安排与民情民意，可以提升城市社区在信息采集与应急响应等治理过程中的效率。对于网络主播而言，他们与观众和粉丝有着天然的情感连接，掌握其所思所想与舆情心态。可以说，在了解网络舆情与开展网络动员等方面，网络主播有天然的优势。在为网络直播提供劳动服务与工作充电的同时，也可以尝试让他们参与到网络治理的具体事务之中。

总之，数字时代的新就业群体展示了工作与生活的新形态，充满了融入数字社会的期望与憧憬，也应当成为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迅速壮大，构成了城市新型劳动力结构的重要支柱。根据2023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他们正以新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重塑城市劳动结构，也重构着城市治理的边界与劳动研究的内容。

日常世界中的劳动逻辑与实践智慧

当前有关新就业群体的研究，普遍侧重于制度结构、就业形式、收入状况等“硬指标”，过度依赖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和模型构建。这些研究在宏观层面固然重要，但往往忽视了劳动者的主观经验与生活逻辑，将“劳动”简化为“任务”，将劳动者还原为“平台节点”，未能充分呈现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实践。

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实践并不发生在抽象系统中，而是深嵌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与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同，平台劳动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他们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过着工作”，在工作中“构建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标准的工位，没有明确的职业边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活节奏与行动秩序。

因此，要真正理解他们的劳动实践，需要走进他们的日常，回到生活本身。不能仅通过算法模型看到他们，更要进入街头巷尾、送餐途中、站点之间、微信群里，听他们说、看他们做、与他们同行。只有从生活中出发，才能理解他们的劳动为何如此展开，又为何必须如此展开。

日常生活是宏观结构具体化的过程，是权力、制度和文化的交汇场。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劳动与生活从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交织的。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一天从早上“上线”开始，到深夜“下线”结束。送单过程涉及路线规划、时间控制、客户沟通、平台反馈，甚至天气应对与设备调试。这些看似机械重复的操作，其实充满判断、协商与经验。在调度机制面前，骑手通过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形成“跑单地图”“错峰接单”“高评分策略”等劳动技巧。与之相似，快递员在繁忙时段会和配送相同区域的其他公司的快递工人“二次分工”：我送一个单元的时候把你的件也一并送了，你给一排大楼底商送件的时候顺便把我的件也送了。网约车司机则需要在平峰期找到能免费停车的地方，安排吃饭、休息，以便在高峰期更高效地接单。这些微观行动不是随机应变，而是对不确定劳动环境的策略化应对。

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我们看到劳动者的“生活智慧”：他们既是系统中的执行者，也是现实世界的参与者。他们在平台逻辑的缝隙中创造秩序，在流动与非正式中构建劳动稳定性。这种“实践理性”，是制度设计者难以在报表中捕捉的，却恰恰构成了劳动运行的真正基础。

但是，走进新就业群体的生活世界，我们还能发现新就业群体的“新”，不仅是岗位结构之新，更是“新世代农民工”身份逻辑之新。新就业群体大多为“新一代农民工”，虽然还被称为“农民工”，但不同于父辈依附土地、季节性进出城市的“离乡不离土”模式，他们多数已经“离乡又离土”，与土地、集体、农业关系断裂，生活方式、职业选择、价值认同都更趋近城市市民。你会惊讶一个月挣不到5000元的快递小哥，会因为在游戏里为了组织“工会”、跟游戏里的其他人“打架”而一掷千金，仅仅一个游戏就充值数万元。你会诧异一个看似不善言辞、默默无声的外卖小哥，竟然通过微信群组织了一批快递小哥来抗议小区物业禁止他们电瓶车进出社区的规定。

他们是移动的、去组织化的、文化消费习惯更具“网感”的新世代。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身份具有高度流动性与模糊性。他们不愿叫自己“农民工”，而是称自己为“打工人”；他们的主要诉求也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而是“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有因住房、社保、教育、医疗限制而形成的制度隔离感。这种“身份漂移”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感，也带来了对归属与尊严的再定义诉求。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收入保障，也需要话语空间、社会参与渠道与文化认同机制。

城市社区新联结：流动中的嵌入与再建构

新就业群体还新在他们与城市社区的关系。在城市空间中，新就业群体同时重构了一种社区新关系，他们是城市社区中“熟悉的陌生人”。由于其职业特性，新就业群体对城市环境、社区动态和居民需求有着高度的感知力。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熟悉各个社区的地理布局，能够直观察觉人流密集区域、街道安全隐患以及公共设施的损坏情况。他们的行走路线往往比城市管理者更精准，对社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也更加了解。

此外，他们能够洞察到城市各类人群的需求。快递小哥会跟你说，北京老旧社区的快递基本上都是4层以上住户买的，因为这些房子楼龄老没电梯，房主年纪大，爬不动楼。就把这些房子租给年轻人，而这部分人是网购的主力军。外卖骑手会告诉你，那些大门经常虚掩但是屋里房门紧锁的公寓一般是合租或者群租房，给他们送外卖要更小心一点，因为他们经常在同一时段点外卖，很容易就拿错了。

新就业群体的广泛触达性和高度流动性，隐藏着社区治理的创新可能。一方面，新就业群体是最了解城市“毛细血管”的人。他们熟悉社区街巷的细微变化，敏感于城市管理中的隐性问题。将其纳入社区治理网格，如协助信息采集、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不仅能够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也有助于增强其参与感与归属感。部分城市如深圳、杭州已试点将快递员、骑手等纳入网格员体系，效果初显。另一方面，社区服务体系也需因应这一人群的特殊需求而作出调整。例如，在交通枢纽、商业区设立“新就业驿站”，提供休息、充电、饮水等基本服务；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专属窗口，为新就业者办理社保、健康体检等业务；甚至在社区议事平台中保留“骑手代表”的席位，保障其声音被听见。

探寻从“新就业群体”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跃升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而这个“空白”，正是生活世界与制度响应之间的距离，是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缺失的新就业群体板块。因此，“新就业群体”的“新”，不仅是一种技术催生的就业形态，更是社会结构重构下劳动秩序与市民结构和身份的重塑。他们连接着平台与用户、市场与社区、劳动与生活，是城市新陈代谢的中枢节点。他们的处境与选择，映射出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短板，也提醒我们公共政策不能只服务于“单位人”或“登记人”，而要服务于“在城之人”“在劳动之人”“在生活之人”。

这是从“数字治理”走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历史契机。回应他们，就是回应城市的未来；理解他们，就是理解劳动的新形态；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逻辑。社会的真实，不在统计表上，而在骑手的路途中，在司机的车厢里，在快递员的肩膀上。新就业群体不是“平台算法的附庸”，也不是“城市边缘的沉默者”，而是以双脚丈量城市、以双手连接社会、以实践回应不确定性的新劳动者。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劳动实践，也才能让社会政策、城市治理与学术理论真正“接上地气、贴近人心”，为新时代劳动尊严与社会正义的构建提供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备受关注。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个共识，其一是新就业形态具有灵活就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挥“就业蓄水池”作用，在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紧迫性和必要性；其二是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合理确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休息休假、职业安全健康等劳动条件标准，应当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主要方向。在此基础上，怎样推进共识形成有效的保护措施呢？

在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的两种思路中，一种希望沿袭传统劳动立法的思路，强制性地确立一个最低标准，适用于全部新就业形态。但新就业形态涉及的行业领域众多，劳动过程、工作时间、劳动条件、管理规范千差万别，如果通过劳动法规的标准线统一规制不同行业的多样性问题，不仅耗费法律资源，增加法规落实的难度，也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和僵化，不利于平台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强制确立标准不仅可能带来实施困难和不执行的困境，而且可能使平台企业把最低“基准”变为平均“标准”，从而拉低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引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不满。

2020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提出：“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引导产业（行业、地方）工会与行业协会或行业企业代表协商制定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工时标准、奖惩办法等行业规范。”这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治理的另一种重要思路。平台经济领域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宝贵探索，如京东的集体协商、美团等企业的“恳谈会”、饿了么的“全网职代会”，都通过行业性的劳动者参与和协商民主的方式，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在新就业形态领域不断发展。

与传统集体协商制度落地困难不同，新就业形态领域推动集体协商在机理机制上具有更大的可行性。一方面，平台企业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往集体协商制度在“集体”层面存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企业往往以“区域个体”的形态存在于劳动关系结构之中，与庞大的工会组织体系形成反差。由于缺乏行业集中度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企业难以形成行业性集体利益代表组织，使得本具有更强协商能力的企业却没有集体地位支撑，集体协商成果受制于行业内企业竞争，集体协商制度难以落实。而平台经济的特征则是企业资本的高度集中，“轻资产”经营模式以及风险资本推动的大量并购重组，使得平台在各自行业领域基本占据垄断地位，获取了足够的集体地位和代表性。这就意味着如果劳动者与企业和行业工会通过集体协商达成的成果可以得到更好的执行，集体协议中的劳动基准就能成为行业性劳动基准。

另一方面，新就业群体集体协商可以有效发挥工会的“上代下”机制。工会不仅是党的群团组织，也是劳动关系协商协调的重要主体。平台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时空结构，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经营获得了超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直接体现在行业劳动人群的流动性以及劳动过程的移动性上，也体现在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性上，平台业务模式迅速扩张到所有城市，却不需要在所在城市设置实体机构，这带来跨区域劳动者权益事项的协调需求。而作为一元化的工会组织则可以利用上级工会高政治地位、强统合能力、资源集中的优势，发挥好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的作用，在全国或省、市层面与大平台企业进行协商谈判，维护好所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整体利益。

与此同时，新就业形态领域的集体协商也面临与以往不同的协商内容。由于工厂时代的生产技术普遍性和工艺流程的稳定性，劳动基准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个时期的集体协商是关于劳动“结果”的协商。然而，基于互联网平台数据技术运用而形成的算法，不仅决定了劳动者的工作任务分配、绩效考核，还决定了劳动者工资、工作时长等劳动基准。但这个过程对于劳动者却是“黑箱”机制，劳动者无法预测自己将接到哪些任务，报酬如何计算，是否被公平对待，从而呈现了劳动基准的多变性和单边性。因此，新就业形态的集体协商应当是关于“原因”的协商。如何让算法增加透明度，了解导致劳动权益变化的算法机理，对算法权利进行源头规制，避免一味追求“最严算法”，应当成为协商的主要内容。

工会应当参与平台算法的监督和设计，代表劳动者与平台进行协商谈判，确保算法决策公平、公正，并主要应用于三个层面。其一，通过算法设定明确的最低保障标准，确保即使在算法驱动的工作安排中，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能得到保障。例如，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强制休息时间、最长工时等规定，防止算法强行推高工作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其二，引入算法协商机制，通过数据透明化和算法的优化设计，平台可以在保障企业运营效率的同时，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参与空间和保障。其三，算法应当能够根据劳动者的反馈和市场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僵化地执行一个长期固定的标准。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参与，保障算法能够不断优化和调整，防止算法过度依赖固定的、可能对劳动者不公平的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集体协商增加算法透明度，并不会建立基于集体行动的利润分配要价机制，而更多的只是让算法能够考虑到劳动者所面临的物价生活境遇。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算法基础的数据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核心资产，算法代表了企业的生产组织权和经营权，总体上是企业经营的商业机密和核心权利，集体协商总体处于劳动者“参与管理”以及权益规则优化的范畴。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会在“上代下”机制中代表的是整体利益，而非具体组织化利益。这种利益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并覆盖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底线性权益，其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劳动者由于生活物价成本上涨带来的生存工资增长。因此，新就业形态领域集体协商的结果并不会出现高于劳动力市场水平工资的增长，而是追求匹配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增长，是一种社会化工资水平的增长。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消解新就业形态领域收入增长不匹配不平衡所带来的劳动关系矛盾风险，同时也可以成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重要手段。

集体协商治理思路的深入，或可有效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形成源头预防和治理劳动关系矛盾的机制，增进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互信，在平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之间形成平衡，实现法治到善治的突破。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