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推荐好书好文。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推荐出2024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好书和十篇好文。现予发布，敬请关注。
点 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此后，史学界迅速兴起研究热潮。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兼具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思想精华，展现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历史纵深与文明视野，塑造新时代民族精神信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彩华章。当前，史学界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历史演进脉络、时代价值等维度展开深入研究，在阐释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文化自信、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领域持续产出新成果。未来，史学界需进一步从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政治文化史、文化创新发展史等维度深化学术探索，持续深入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
点评专家：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点 评：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中华文明主体性、回应全球学术话语竞争的核心命题，关乎历史学理论创新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2024年，《历史研究》《河北学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纷纷开设笔谈或专栏，学界亦广泛举办学术研讨会，围绕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路径及方法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以下共识：其一，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以中华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为根基，着力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历史解释框架。其二，强调以实证研究为支撑，深化专题史示范作用，总结辛亥革命史、敦煌史、西域史、东亚史、古希腊史、中东史等专题史的长期研究经验，融汇中国、亚洲与全球视角，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和学术体系。其三，提倡以跨学科方法为突破口，促进研究范式转型，将传统考据与数字人文等新技术相结合，充分挖掘统计史料价值，深化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解。其四，注重以全球视野为延伸，推动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发展，通过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形成可对话国际学界的标识性概念，建构立足本土、观照世界、高度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点 评：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迄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经历从幼稚到成熟、从边缘到中心的巨大跨越，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转型。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促使中国史学研究从话语、路径、主题到表述方式的全方位变革，构成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一个流派、一种思潮，更是一种崭新的学术范式，构成当今中国学术主体性构建的主要源头。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断升温，可谓成就斐然。对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名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日益精细化，“五名家”之外更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也被逐渐发掘和重视。在史家、史著等史学史常规研究的基础上，学者更反思和打破旧有思维定式和理论预设，从历史本相出发，以原始文献为基础，积极引入当前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从学术机构、专业报刊、学者交往、文本演化、概念流变等各个维度绘制丰富而立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图景。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总结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将为未来中国史学发展提供重要启示和动力。
点 评：世界古典学大会激起学界乃至公众对古典学和古典文明的极大兴趣和好奇，该主题成为本年度无可争议的热点。其实，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的结果。在国际学术界，“古典文明”特指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典学”一词专指对它的研究。但这一指称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西文中的“古典”源自拉丁文“最高等级”一词，因而，西方人的古典文明之说意指古希腊罗马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其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色彩昭然若揭。时至今日，即便西方学界，也觉得不能再带着此种中心论和优越论看待世界古代文明，故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将传统的古典学系更名为“古代研究系”之类，但研究和教授的内容丝毫未变。相比而言，我国学术界破除西方古典学固有的中心论和优越论的努力，更能体现文明多样性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起，林志纯先生就用“古典文明”一词指称全部世界古代文明。后来他又提出中西古典文明和中西古典学概念，意指中国和西方古代文明处于平等地位。今天我国学界建构古典学的努力承继这一传统，把世界各主要古代文明都平等地看成古典文明。的确，世界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也都是人类的古典文明，对其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点评专家：方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点 评：2024年度，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主要是围绕实证和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展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问世，文明起源研究持续升温。在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安徽郎溪磨盘山皖南新石器代表性遗址的新发现、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代表的江汉地区史前经济模式的揭示、河南永城王庄大汶口文化富集玉器大墓的发掘等，进一步昭示了古国时代的存在，而石峁遗址皇城台浮雕与贵族墓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最新发掘，郑州商城书院街墓地、清涧寨沟商代晚期大型墓地等新发现，进一步实证由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的演进与发展路径。文明起源理论方面，学者们围绕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文化基因、以中原为中心格局的形成、史前社会与族群互动、宗教与社会权力的演进、古环境重建与生业经济考古等展开讨论，成果引人注目。而在“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的当下，与此相关的全球文明互鉴研究，如中国三代文明与玛雅文明、早期中国与希腊文明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欧亚草原其他文明的交流等新领域，也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点评专家：李大龙（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点 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对中国广袤陆海边疆和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中国历代王朝均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和治理。探讨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既要追溯中国边疆发展演进的历史、总结其发展规律，也要审视中国边疆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众多现实问题及其历史根源，更要关注历代边疆治理措施方案的得失成败，汲取其经验教训，不仅内涵丰富，意义更是重大。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强大的理论支撑、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以及立场坚定、能力出众的边疆治理研究队伍。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已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时代。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踔厉奋发，传承优良学术传统、提升理论创新能力、加强跨学科融合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为进一步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学理依据，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动能，是新时代对每一位边疆学人提出的要求，也是每一位边疆学人的使命和责任。点评专家：朱浒（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点 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史研究在断代史研究系列中也属于后发领域。最近数十年来，清代历史文化蕴含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越来越广泛重视。首先，清代是中国国家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清代中国既承接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演变脉络，又交织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剧烈变动，从而成为贯通古代史和近代史、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键枢纽。其次，清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密切相关。清朝将广阔的边疆地区稳固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实现超大规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和有效治理，在当时世界政治文明范畴内可谓独树一帜，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面貌。再次，清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与时代变革进程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事实证明，在事关国家统一及边疆、民族、宗教等重大问题上，都必须重视和理解源自清朝的历史文化因素。另外，清代留下数量空前庞大的档案文献，覆盖诸多语种和多种文化背景，也是相对于其他断代史研究的一大优势。因此，进一步深化清代历史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传承及其逻辑，也有助于探讨如何通过历史研究阐明“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及其理论指导意义。点评专家：黄德宽（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点 评：古文字学等冷门“绝学”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赋予冷门“绝学”研究以时代使命，也为冷门“绝学”传承发展提供历史机遇。新时代古文字学、简牍学、敦煌学、彝铭学以及濒危民族语言文字等冷门“绝学”研究得到全面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等研究计划和工程先后实施，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冷门“绝学”研究呈现一派生机，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热点。冷门“绝学”研究学术门槛较高，研究对象复杂，需要多方面学术积累，尤其需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冷门“绝学”研究要持续克坚攻难，着眼于中华文明赓续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自身独特价值和优势，进一步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构的协同创新，使冷门“绝学”代有传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点评专家：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点 评：近年来，“帝国”一词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帝国史也成为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当今全球化的发展及世界大变局给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带来挑战，一些学者从现实观照出发，试图重新引入“帝国”范畴来审视和理解全球化进程及现实国际秩序；另一方面，20世纪晚期以来兴起的后殖民理论和新社会史、女性主义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史学思潮，对帝国史研究产生影响，出现“新帝国史”。学者们通过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帝国与殖民主义，反对西方帝国史书写中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和殖民主义话语，从文化、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流动网络等不同维度来理解和研究帝国，并强调殖民地及其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这种让殖民地人民“说话”和去宗主国中心化的研究取向，不仅拓展和深化了帝国与殖民主义历史研究，也有助于解构西方的帝国史学术话语霸权，构建有关帝国史及西方殖民主义研究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点 评：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之迅猛令人瞩目。随着检索增强生成（RAG）与人工智能体（AI Agent）等技术的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融合语言模型与信息检索功能，突破传统预训练依赖，有效克服难以动态访问外部知识的局限，通过大规模文档检索辅助文本应答与生成，显著降低幻觉生成与知识局限；另一方面，在原有理解与推理多模态资料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具备信息处理分析、决策执行与任务实施等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扩展应用，从多个层面展现出深度赋能史学研究的潜力：其一，史料电子化与文献全文数据库建设更为便捷，人工智能可资利用的资料范围将大幅拓宽；其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持续发展，使得机器在文本摘要、信息抽取、跨语言分析等特定任务中表现日益卓越，已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人工，开展初步阅读与信息筛选；其三，信息组织方式的革新为多模态数据创建了兼容框架，大规模自动化连接与分析多模态异构型史料的可行性显著提升。1968年，勒华拉杜里危言耸听似地提出，“将来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是程序员就不是历史学家”；如今，我们对此的感受却是“了解之同情”。开展“人”与“机”协同合作，很可能成为未来史学创新的一种新范式。
